明天是2018年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全世界女性朋友的节日。近两年来，因为策划女性艺术展的缘故，交了不少女性朋友，特别是不少女性艺术家朋友。我原本也想在今年的3月份策划一个女性艺术展，但由于手头事情比较多，也就没有策划这样一个展览。虽然没有策划这样一个展览，但从我的内心而言，却对女性朋友，特别是女性艺术家朋友，充满了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女性话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但也比较敏感的话题。因为，想到女性，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男性。那么，当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话题并置到一起时，就会变得更加敏感。之所以说这个话题敏感，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在面对男女话题时，不管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家庭教育层面，一直是处在一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是由于，小三、劈腿、婚变、一夜情等词语，已经为当代社会的男女话题蒙上了一层面纱，使得我们在谈论男女话题时，自觉不自觉地要产生价值观方面的联想。特别是最近的“张杨导演事件”，再次引发了我们对“床德”和男女话题的反思。事实上，不管在任何时代里，男女话题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管是从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变迁，还是从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撩妹方式的变迁，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男女话题变的越来越复杂，但我相信，大多数男性或女性，依然对男女之间的情感世界怀揣着一种真诚的期待与美好的设想。在跟我交往的女性朋友中，我的母亲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为什么说我的母亲是我的女性朋友呢？那是因为，由于我外出漂泊的缘故，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有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了，我们的交流基本都是在时空隧道里完成的。所以，我的母亲是我的一位很重要的女性朋友。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普通，但又极不平凡的农村妇女。2007年的冬天，在当我的父亲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后，便撒手人寰。父亲的去世，对于我和母亲而言，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十年后的今天，对于那种丧父之痛，我不想赘语。但是，就伟大的母爱而言，却需要我用一生去铭记。所以，她的普通在于，她并不像其他女性艺术家一样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纯粹的艺术理想。而她的不平凡就在于，除了用尽全力培养我读完大学之外，更重要的是，她的身上锤炼了一种非常硬实的女性品格。这种品格一头连着对家庭和子女的爱，一头连着与现实生活的抗争，像一座久经风霜且牢不可摧的桥，护送着桥上的人。虽然她的身份不是艺术家，却像艺术家一样，用生活的笔触呈现出了生命的色彩。

    谈到女性艺术家，话锋自然要转到女性艺术上。通过母亲一个人的形象，我似乎感受到了整个女性群体的伟大。也正是由于母亲对我的这种影响，才使得我在从事当代艺术批评和展览策划的过程中，逐渐对女性艺术产生了兴趣。事实上，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我们本土女性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自觉主动”到“可有可无”的过程。所谓“自觉主动”，即女性艺术家能够以自己的性别身份为武器，自觉主动的参与到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去，而“可有可无”则恰恰与之相反。特别是新世纪以后，随着女性艺术家数量的越来越多，女性艺术开始呈现出复杂和多元的局面。也就是说，性别身份对新世纪的女性艺术家而言已经变的“可有可无”，她们的艺术实践基本是围绕自身的情感世界展开的。

    虽然批评家贾方舟先生曾撰文认为：“在制约权力的机制没有生成的条件下，权力无论落在谁的手里，都有滥用的可能，女性也概莫能外。所以，一个文明社会对女性的公平与公正，只有在一个真正能够制约权力的民主政体中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从促进社会文明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并不是最终解决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的良方”。但我个人认为，由于我们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与西方有着天壤之别，由女权主义理论而衍生出的女性主义艺术还处在发展阶段，或者说，女性主义艺术内部逻辑的“本土化”构建还需要与我们的国情与社情相结合。那么，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女性主义艺术的存在与发展，既可以承担起思想启蒙的使命，又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防止社会文明的退步和自由空间的消失。

    谢谢你，女性朋友。祝你们节日快乐，美颜永驻。

李擎，80后，山东淄博人，文学学士，青年批评家、策展人、媒体人，主要从事方向为当代文化与当代艺术思潮研究、当代艺术批评与展览策划，是近年来国内较为活跃的青年批评家与策展人之一。